中国的书籍可谓是卷帖浩繁，浩如烟海，普通人穷其一生也难阅尽十之一二。古人明知学海无涯，但也要用“苦”做航船，驶向那无尽无穷的彼岸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却也悠然自得的享受着“苦”中的乐趣。书山又何尝不是呢?书山虽有路，但路的尽头又在何方，无人可知无人可晓，所以，我们只能把自己的无助委身于“勤为径”。“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，书山虽有路，但尽头无人可达，学海既无涯，彼岸又在何方。书山就是让人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无人可达其之巅。明知书山之高，学海无涯，但有人却惋惜“自己已到无书可读的境界”。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，拜访他父亲（散原老人陈三立）的老友夏曾佑先生。曾佑先生对他说：‘你是我老友之子。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，有很多书可看。但我只能看中国书，可惜都看完了，现已无书可看了。’寅恪告别出来，心想此老真是荒唐。中国书籍浩如烟海，哪能都看完了。寅恪七十岁左右，却也与夏先生有同感。中国书虽多，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，其他不过翻来覆去，东抄西抄。文中提到的陈寅恪和其父亲（陈三立）的好友夏曾佑老先生都毫不避讳的说道自己已到无书可读的地步，换言之，在文学界就是已达到独孤求败的无上境界。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到底是那几十种书，有这么大的威力，历来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，并提出了不同的必读书单。在此之前，梁启超有为读书人提出的必读书单，胡适又有胡适的书单，鲁迅也有自己的书单，在此之后，金克木、臧克家、余秋雨都有为读书人提出其认为必读的书单。但不论是谁提出的书单，还是何种书单？读这些书，而不是走马观花的一阅而过，甚至要达到合书能背诵的地步。 1946年，陈寅恪一直难以治愈的眼疾，最终导致失明，成了瞽者。因此，此后他也只能依靠助手协助工作。但他的写作、授课如常，并无大的问题，甚至他只需口述，助手们便能记录得大致不差。并依靠自己的助手为其读书，并洋洋洒洒的写出了八十万字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正如其助教黄萱所言：“寅师以失明的晚年，不惮辛苦，经之营之，钩稽沉隐，以成此稿。其坚毅之精神，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。”这不由的人想起中国古代早期乐师——瞽师的卓越贡献。商代曾建立一种学校称之为“瞽宗”由盲乐师来教育贵族子弟，因此，古代早期的教育职责是由盲乐师来承担的。假如没有盲乐师，中国古代早期的《春秋》这部书被称为是史记其事，师诵其事。中国早期的史学是口述史学。如何把这些史学能传承下去，盲乐师可谓功不可没，史学是由他们全部背诵下来，代代口传下去。虽《春秋》由史记其事，但史所记只是大体的纲目流程，真正的具体内容却是在瞽师的心中。中国古代，有左丘明失明作《左传》，今有陈寅恪失明著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外国有盲诗人荷马所作《荷马史诗》。虽身残而志不残，能成书立著，可见他吃了平常人难以想象没有吃过的“苦”，付出了平常人难以付出的“勤”。 陈寅恪虽一生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，但他的“苦”和“勤”，让他在而立之年已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（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）之一。就连获得30多个博士学位的胡适先生，读书和学问也不及陈寅恪先生。胡适曾评价他，治史学，当然是今日最渊博，最识见，最能用材料的人。傅斯年也曾经评价胡适，说“胡适先生读书并没有王国维，陈寅恪，章太炎多，胡适最珍贵的是他的思想。论学问，显然不如陈寅恪，陈先生的学问，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！” 据说，陈寅恪就是差点因为没有博士学位，无缘清华。当然清华也差点失去了一位超大师级的人物。1925年，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。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，作为校长的曹云祥当然要知根知底，于是问道：“他是哪一国博士？”梁却回答的利索：“他既不是学士，也不是博士。”曹纳闷了，又接着问道：“他有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著作？”梁又不假思索的答道：“也没有著作。”这让曹也着实为难，说：“既不是博士，也没有著作，这就不容易了！”梁却不耐烦了说道：“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，著作算是等身了，但总共还不如陈（寅恪）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。”接着，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大学、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高度评价。曹校长一听，既然外国人这样推崇，梁启超也认为此人不可多得，才决定聘请陈寅恪。后来，证明此举乃文学界，也是清华史上一大壮举。上面提到，夏曾佑先生对陈寅恪说过：‘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，有很多书可看。这就是一个更令人无法解开的谜团。陈寅恪到底懂得多少种语言。他本人也从来明确的说过，在执教中山大学期间，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上“懂何种外语”一栏，只写着“德语”二字。但从他的学生和家人口中，也有不同的答案。有的说十几种，有的说二十几种，甚至还有说三十多种的。总之，没有低于十种的。可能陈寅恪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懂得多少种语言，别人懂得他懂，别人不懂得，他也懂。据说，有一次，陈寅恪闲得无聊，随便翻了一下侄子陈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，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，图文并茂，而图片尤为精致。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“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”。陈寅恪见到后感觉有误，待仔细一看摇头道：“这不是巴比伦文，是突厥文，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。”虽只是一件不足为奇的小事，足可看到即使是生僻的语言文字，也逃不过陈寅恪的法眼。同时，不由得为他的博学所赞叹。 陈寅恪之所以如此文渊似海，博学多识，早年就成为一代国学大师。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，一方面就是家学渊源的影响。江西修水县的陈家被称为民国文化界的三大望族（江苏无锡的钱家、江西修水的陈家、河南唐河的冯家）之一。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官至湖南巡抚，支持维新变法，推行新政，湖南被当时的舆论称之为“中国最富有生机的省份”，人们把当时的湖南比作日本幕末明治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州。父亲陈三立被公认为同治、光绪时期同光体诗派的领袖。钱锺书曾说，唐以下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：“陵谷山原”。“陵”是杜少陵，“谷”是黄山谷，“山”是李义山，“原”即陈散原也。可见陈三立在诗坛的造诣之深。1936年，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，邀请中国代表参加。当时派了两位代表：一是胡适之，代表新文学，一是陈三立，代表旧文学。但当时陈三立由于年事已高，最终没有成行。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是一名著名的画家，木匠齐白石的画之所以能享誉海外，是与陈衡恪的帮助分不开的。陈衡恪曾把齐白石的画作拿到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，并得到认可。齐白石的画在中日联展上大获成功，花卉画作每幅竟卖到100块银元，山水画价格更高，还成了抢手货。齐白石画界的知名度从这才慢慢积累起来。齐白石难忘知遇之恩，曾写诗道：君我两个人，结交重相畏。胸中俱能事，不以皮毛贵。牛鬼与蛇神，常从腕底会。君无我不进，我无君则退。我言君自如，九原勿相昧。陈家以后也是人才辈出，所以说陈寅恪家族家学渊源深厚，成为民国文化界三大望族当之无愧。另一方面，得益于他海外游学13载，从德国到瑞士、后又去法国、美国，最后再回到德国。他在语言方面的积累就是从海外游学中获得的。从而为以后历史学的研究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更为以后中西结合的考证方法运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深厚的家学氛围，精通多门语言，这让他可获得许多学者，甚至大师都无法企及的材料和知识，更加丰富了自己的学问。陈寅恪在自己的学问上所吃的“苦”，所付出“勤”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，不外乎三点：一、家学的渊源，二、大师级的老师，三、自己的“苦”与“勤”。三者中，家学渊源，我们无法选择，大师级的老师又是那样的凤毛麟角，也只有自己的“苦”与“勤”才是真正自己可以选择的，但无大师指点，全凭自己的“苦”与“勤”，又着实不易。钱学森之问“为什么我们学校里总是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？”不也有几分答案了吗？本文系儒风大家原创，转载须注明：[ 作者：儒风大家 来源：儒风大家 ] 点击“ 阅读原文”了解详情